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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是文人不自由_散文随笔_好文学网,悲情叶公超

文章作者:书评小结 上传时间:2020-01-25

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。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、英、法。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,并出了本英文诗集。后入英国剑桥大学,获硕士学位。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,还与着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,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国。

“文写叶公超,武写孙立人”,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。

那时北大英才云集,但叶公超凭着剑桥硕士的****,昂首步入英文系。这一年,他才22岁。下面的学生大多比他年长,废名就比他大四岁,便是最小的梁遇春,也只比他小两岁。这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。梁遇春学习起来玩命,废名逃课也很拼命。

叶公超(1904-1981),原名崇智,公超系笔名,生于江西九江书香世家。

叶公超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,英文了得,但中文底子没打好,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。胡适赞他:“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,他说得更好,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。”但闻一多却戏谑他为“二毛子”。叶虽不以为忤,内心却大受刺激,对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,不久即翻然一变,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。他上课时口衔栗色大烟斗,一派英国绅士派头,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,学生听得耳朵都长了,下课后还不愿离去。特别是那些纯情女生,个个如痴如醉,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许。

叶公超五岁时,家人为他延聘教习,习画写字,修读经史,间学英文。中学时代即留学美、英、法。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。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,并出了本英文诗集。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,一年后获硕士学位。

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;他几乎从不讲解,一上堂,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,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,到了一定段落,他大喊一声;“Stop!”问大家有问题没有,没人回答,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,一直到下课。偶尔有人提问,他就断喝一声:“查字典去!”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,从此天下太平,宇域宁静,大家相安无事。有学生问,有的字在《英华合解词汇》里查不着,怎么办?他说:“那个《词汇》没用,烧了,要查《牛津大词典》。”

1926年秋,23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,同时在北大、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,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。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和粱遇春,前者大他四岁,后者小他两岁。

叶公超脾气坏,尤爱讽刺挖苦人:“他最注意发音,如果发音有误,照例须挨骂……即使是女同学,如发音恶劣,亦不稍假以辞色,直言斥讽,入木三分。”他教钱钟书时,也是这派头。他挖苦钱钟书说:“你不该来清华,应该去牛津。”

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,著述不甚多,但作为教授、刊物编辑,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。《新月》后期的新秀钱锺书、余冠英、季羡林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,多出自清华、北大,有不少是他的桃李。作为西洋文学教授,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。令人特别刮目的是,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,当时他便说:“现在最迫切需要的,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。”他认为:“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,全是捧人的。有的批评,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,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。”他在徐志摩死后,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。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,但鲁迅刚故去,他便写了《鲁迅》和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,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,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。“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,写几部有分量的书,如中国文学史之类,是十分可惜的。”并断言“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”,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“哥们”——胡适、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。惹得胡适十分恼火,斥其“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,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”。最后的岁月,他写的绝笔《病中琐记》,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。最后一章《评论鲁迅》,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《益世报》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。他始终认为“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”。

叶公超的才子脾气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出名。他名士派头很足,有时路上学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,他似没看见;有时学生没看见他,他却隔着大马路大呼学生的名字。他考试评分非常严,令人提心吊胆。有个学生有点小才气,比较狂傲,在阅“莎士比亚”这门课的试卷时,叫—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——尽管他的试卷答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,但叶就是只给他58分。那学生去找他,想请他多加两分。叶见之,明知其意图,却只是很热情地给学生煮咖啡,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国家大事。谈了足足两小时,就是不给他讨分数的机会,哪怕几秒钟。学生无奈, 以为没戏,只好怅然离去。叶见他欲走,嘴上说“不送不送”,但最后一秒钟时,却追上去和学生握手,主动说给他把分加上去,但同时提条件说“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”。

叶公超在北大、清华当教授时,年轻气盛,一副绅士派头。大概是年代不同,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:一说“风度翩翩,不拘小节,春秋着西装,背部微驼,头式右分,一尘不染”;一说“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,总是绸子长衫,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,下面是绸子棉裤,裤腿用线带系紧……先生的头发,有时梳得光可鉴人,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。他顾盼自嬉,怡然自得”。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“中国的约翰博士”。他的英文名叫George。他一直教西洋文学,吴晗、钱锺书、王辛笛、季羡林、常风、赵萝蕤和杨振宁等,他都教过。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,几乎是众口一辞:说听他的课既是享受,又有点“那个”。

叶公超偏爱述而不作,不立文字。他参与了《新月》杂志的编辑,最后三四期,因文稿匮乏,他只好自己动笔,刊出的几乎全是他的文字。1933年,叶公超与闻一多等创办《学文》月刊,作者中有一批北大、清华的高材生,季羡林也在其中。有一次季的散文《年》受到叶的垂青,获得发表,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,紧接着又写了篇《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》,期望也得到叶的首肯。可没料到,叶大发雷霆,铁青着脸大吼:“我一个字也没有看!”季吓得目瞪口呆,赶忙拿了文章走人。

叶公超上课“很少早退,却经常迟到”,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。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,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,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,制造不上课的机会。他见怪不怪,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:“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,你们却走得更快。”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,教学原则是熏陶,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,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。“要来便来,不来不勉强。”因为他的课有魅力,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。

鲁迅与新月派一向势同水火。1936年鲁迅逝世后,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,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,发表了万字长文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,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、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。他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“哥们儿”——胡适、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的。这种由衷的揄扬,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都十分恼火:“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,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?”叶不以为然,强调:“人归人,文章归文章,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上的成就。”最后的岁月,他写的绝笔《病中琐记》的最后一章《评论鲁迅》,他还说想把当年的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找来读一读。他始终认为“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”。

“最初听叶师的课,真是听得满头雾水。他到了课堂,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,总是天马行空:随兴所至,高谈阔论。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,把中外翻译家误译、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,挖苦不留余地。”

叶公超原本无心仕途,甚至反对文字议政。但1940年的一天,他突然离开昆明赴香港, 自此从中国文坛消失了。

他操一口京片子。“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。”

原来1939年春,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,飞到了叶公超手上,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入目。叔父在信中,焦急地说了上海的事态,他担心姨太太潘某贪婪撒赖,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,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,设法保全毛公鼎。他强调:“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,我没答应。这是国宝,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。”他星夜兼程。果不其然,潘某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。日本人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得严严实实。在叶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,折腾了大半天后,连鼎的影子也没找着,气急败坏之际,便以“间谍罪”的罪名把叶公超抛进大牢,又不分昼夜,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,2次鞭刑、水刑,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。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却守口如瓶。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然而他没能就死。

“作为老师,我猜他不怎么备课……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,说到哪里是哪里。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,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。”“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,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‘少爷’风度,当然绝非‘纨绔子弟’的那一种。”

情势渐缓之后,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晶缴上去,以蒙敌听。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时,已然被整整关押了49天。翌年,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运出大陆,终于使这一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。

课堂上,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叫学生翻译。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,讲究意会神通。一如死板板的,“中英对照”,他便批评“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成的字句”。他擅长启发式,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《江雪》,“寒江雪尚望有鱼乎?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”。一语点睛。

口冠这一打,没把他的性命打掉,反把他对政治的兴趣给“打”出来了。经此生死风波,他心态一变,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,辞教从政,自此涉入外交界。叶公超在清华园与友人谈及蒋介石时对其并无好感,那时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,一度还成为重臣。这个曾对政治不屑一顾的人,这个因剑桥背景和语言天资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,一踏入政界,竟能凭借纯正的牛津口音、叼着烟斗的英国绅士派头,驰骋外交战场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。对方是绅士,他比绅士还绅士:对方是流氓,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。这让在瓷盘上作画的叶公超赢得了“文学的天才,外交的奇才”之美誉。

“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,他对学生不感兴趣。”

作品集:

“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,读慢了,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;读快了,他又说快不等于好,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,没有表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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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女生说他很“师尊道严”,上课不敢交头接耳,但多数人说他风趣、随和。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《怨情》:“美人卷珠帘,深坐颦蛾眉。但见泪无痕,不知心恨谁?”同学们都犯难,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:“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《怨情》,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,没有交代清楚。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?叫我们怎么翻呀?”全场先是肃然,后是哗然。“Wait a minute!”他不是笑,不是不笑,半眨着眼回答说:“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?”大家笑得开心时,他却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要是知道,也不叫你们翻译了。”逗出的“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”。

他的幽默随处可见。一次话题说到服饰,他说:“西装袖子的纽扣,现在用来作装饰,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,用袖子揩嘴巴。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,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,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,表示由衷地臣服。”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,对学生很随便,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,他似没看见;有时学生没看见他,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“密斯特,密斯特”。

一次钱锺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,谈到平剧时,叶公超眉飞色舞太淡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,并清唱《打渔杀家》中“昨夜晚,吃醉酒”一段,字正腔圆,还做招式,一扫师生之别。

他的考试方法很独特,打分很严。“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,多凭平时课堂印象,并不全照试题答案。因此,每逢考试,令人提心吊胆。”

叶公超上课,平时不涉及时事。但一提到,很有煽动性。在谈到日本侵华,国家存亡时,他便说:“日本蠢动一开始,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,不管平时破破烂烂,大家四分五裂,对外战争一开始,大家会抛弃成见,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,拟订方案。中国太大了,要吞,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。”

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,叶公超一回到北平,就与常风一道拜访周作人,“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,以免为日伪所利用”。(韩石山:《常风先生》)

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,与叶公超接触较多。他的散文《年》是得到叶公超的垂青,推荐到《学文》发表的。他对“难道我能够忘记吗”的恩师的评说,与学兄王辛笛的说法颇有异趣。季羡林认为,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个名士的比较中,“俞是真名士,而叶是假装的名士。前者真率天成,一任自然;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‘轰动效应’之嫌”。“我觉得,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。”

学而优则仕。

“若没有抗战,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。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。”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。

1949年他到台湾。先后任“外交部部长”、“驻美大使”和“资政”。

“我一辈子脾气大。”叶公超自己说。

“他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。”上上下下的人都这样说。

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,两人互有芥蒂,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。

国民党拟建“革命实践研究院”,陈诚任主任。饭桌上,叶公超直言:“研究院是做官的‘终南捷径’,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,看不出什么效果。”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,只好打哈哈。

某“立委”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,质问:“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?”叶公超平时很烦这一位,知道他有羊癫疯,回答说:“只要大学毕业,五官端正,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。”说完还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。

他做官不喜欢开会。平时会议都让他人去顶,回来汇报。一次蒋介石对屡不赴会的“部长”提出批评,叶公超在台下发牢骚:“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,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。”又用英语说:“他可以枪毙我!”

在“部长”任上,叶公超对副手说:“我一天只看五个文件,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。”他最反对人事活动中不正之风,“八行书”飞来飞去,但他却为“使馆”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。他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。外交官考试,他是典试委员,复审时不复考卷。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,不及格者减一分。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,拉大距离,便于取舍。

他为蒋廷黻下飞机拎包。

他为顾维钩下飞机接大衣。

一位老部下在追悼他的文章中说:“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,衔着烟斗,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,在宣传上他可以‘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’,衡量对方的身份,扮演自己的角色。对方是绅士,他比绅士还绅士,假定对方是流氓,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。”

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人会案。时任台湾驻美“大使”的叶公超,审度情势认为“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”,故投了弃权票(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),即被召回“述职”。叶公超行色匆匆,只带一件雨衣,指望“三日即归”。孰料一去不返。

1981年11月20日,叶公超病逝于台北。

他晚年缠绵病榻,在绝笔《病中琐记》中不胜喟n2:“回想这一生,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。”

“提起李白,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;徐志摩,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;叶公超先生,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,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。”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这番话耐人寻味。

他的“恃才傲物”偶尔会卖弄词句,摆出一副傲慢“嘘人”姿态,而致非议,因而得罪了不少人。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:“在今日记者群中,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?”他思索一会说:“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,我倒想做新闻记者。”鄙视在座人中以名记而自许者。叶公超早年与饶孟侃友情甚笃。一日两人论英国诗人××,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,要饶读后再讨论。饶疲倦了掩卷入眠。他大怒,拣一本硬壳书投在对方的头上。两人红脸。

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,他拍案而起,拂袖而去。

被逐出政坛以后,他的生活趋于平淡。一度被梁实秋拖到台大讲课,不久作罢。渐次一扫他当日的风流倜傥,晚年更显老态龙钟。赋闲后自云:“怒而写竹,喜而绘兰,闲而狩猎,感而赋诗。”

友人向他求画,他喜画竹,在画上的题字是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到凌云处总无心”。临死前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《烟波江上一蓑翁》说:“这个老头就是我。”该画上的题字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:“自织自耕自在心,江千千种柳成荫。兴来一棹悠悠去,酒热深杯细细斟。”

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。他说他是个败家子,“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”。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的,似有自誉之嫌。

太太袁文熹,贵州人,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,燕京大学高材生,“校花”。吴宓对她的评价是:“出众超俗之女子:聪慧、理智、坚定、沉静、干练、勇敢,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。”她是“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”。四十多年,他们聚少离多。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,她以夫人身份出场,应付场面。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,本是“有情人”的结合,结合之后却难言和谐、幸福。

叶公超死后,陈香梅不为尊者讳,在纪念文章中说:“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。”不过,她认为:“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,是可以自豪的……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。”

叶公超也许类属“醉卧美人膝,醒握天下权”的男子。以致死后纪念他的文章中公然涉及“红粉知己”、“红袖添香”的风流韵事,说到“呼之欲出”的份上,引起叶生前的好友怒目相向,兴师问罪。早年的轶事中有这样一则:在某校教书时,“一女侨生常去请益,其人貌平但性柔。公超喜欢meek 女子。该女生有一男友,扬言不恭。公超惧,备借手枪一支自卫。一日偕子离外出试枪,途中有犬狺狺,发一枪而犬毙。犬主索赔,不得不补偿”……

叶公超去世时,夫人没有赶回告别,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:

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系安危轻叙别;

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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